回到家中,朱铭没打算再做实验。
他发现如果降低沙土配比,加入木炭粉和锯末,能让蜂窝煤更易燃。如果锯末轻微碳化,蜂窝煤就更好烧了。
但考虑到成本,通通放弃。
直接来简单粗暴的更好,煤加泥土一样能烧。还要什么木炭粉?还要什么锯末?
煤80%,泥20%,这是最佳比例,烧得久也容易点燃。
泥土没有别的选择,开封附近多为黄壤土。而且,并非适合做蜂窝煤的黏性黄壤土,是那种黏性稍弱的沙质黄壤土。只能说,可以用。
“相公,家里有客人等你,正在听陈先生讲学。”白胜接过缰绳,牵着马儿进去。
朱铭问道:“士子?”
白胜说道:“姓车,自称是炭行行首。我把家里的炭炉和炭球,全都搬屋里藏起来了,没让他看见。”
“做得好。”朱铭夸赞道。
白崇彦和闵子顺,依旧在看书备考,关试已确定在下月初二举行。
朱铭得罪了蔡京,蔡党又掌控吏部。
即便他们考试合格,估计也会遭受打压,扔去穷乡僻壤几年别想挪窝。
朱铭必然连累朋友,也不知该如何安慰。
却见陈渊坐在廊下,给一个商人讲道:“石炭司与官办场,违背了方矩之论。你们炭行难以画方,只得寻求罢市,这是对的,无可厚非。”
商人高兴道:“在学问上,俺们也占理?”
陈渊点头:“自然占理。天道无非人道,仁者爱人,商贾也是人,朝廷当以仁政待之。”
商人问道:“可那些相公们,却说商贾是奸猾之徒,朝廷也说咱是工商杂类。”
陈渊反问:“商贾之中,多奸猾之辈,难道不是真的吗?”
商人对此无法辩驳,因为这属于事实,只能比烂道:“商贾多奸猾,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?朝堂上那些相公,有几个不奸猾的?”
陈渊说道:“若想不被鄙夷,商贾应当生财有道。须谨记,是生才有道,非生财有术。道与术,道为先,术在后。君乃炭行行首,若无官府盘剥,尔等就不会囤积居奇、哄抬市价吗?”
商人说道:“自然不会,炭行也是有规矩的。”
陈渊微笑:“既如此虚伪,阁下也不必听我废话了。告辞。”
“先生莫走,”商人连忙拦住,“俺喜欢听先生讲大道理。”
陈渊说道:“商贾的坏名声,并非读书人强加的,而是千百年来,你们自己给自己戴的帽子。汝可知,南方有儒商?”
商人摇头:“不知。”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以及读书人的泛滥,从北宋中期开始,就有越来越多的落榜士子经商。
其中一部分,将儒道与商道结合,自称为“儒商”。他们奉行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将儒家“义利之辨”融入商业活动,不管私底下如何,至少表面上无可指摘。
而王安石的新学,对“儒商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。
陈渊说道:“儒家有义利,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这是《论语》里的句子,阁下想必早就读过。但君子可以言利吗?可也。君子当以义理财……”
以义理财,是王安石的观点。
最近一段时间,为了能在京城讲学,陈渊重新翻开王安石的文章。
以前他读王安石,带着批判的眼光,纯以洛学门人的角度出发。
如今再读王安石,则以吸收为目的,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,把“道用学”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。
读书角度不同,观感就大不一样。
陈渊发现,王安石的义利之辨,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。
要谈义利,先谈人性。
王安石推翻了孟子、荀子等人的观点,直追孔子的“性相近,习相远”。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,既不善,也不恶,纯靠后天学习。
继而,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,而是可以统一的。
公利便是大义,为国理财谈的是利,其结果却是义。还说“一部《周礼》,理财居其半,周公岂为利哉?”
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,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,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。
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,“义利篇”就快写完了,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。
但有一样,陈渊不支持王安石。
他认为“义在利之先”,而王安石认为“利在义之先”。
王安石太过激进,说人有常性、长寿、常产,又不受骚扰盘剥,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。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,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,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。
可以简单的概括为:穷逼没资格谈义!穷逼别来扯道德!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,再通过道德教化,君子才能变多,社会才会安稳。
这个观点,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。
君子固穷还讲不讲?
这位商贾,下午就来拜访朱铭,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。
最后他作揖道:“先生真乃大儒,俺有一子,在府学读书,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?”
“可以,”陈渊微笑道,“别的商贾子弟,也尽可来求学。”
商人说:“俺是炭行行首,回去便与他们说,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。”
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,而是一种社会认同。
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,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。但底色依旧是歧视,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,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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